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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历史研究》|杨冬权:切忌用碎片的史料解构整体的历史

发布者:  发布时间:2020-03-12  阅读:3049次
 历史是一个整体,档案和各种史料,只能反映历史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。每个人所看到、记录、讲述的历史,也只是他本人所直接看到或听到的那部分而已,而且一百个经历者甚至会有一百个不同视角、不同感受的描述。研究和看待历史,要研究和看待历史的趋势、整体、主流,而不要陷入局部和碎片,不能用局部和碎片去否定全部和整体,不能用支流去否定主流。因此,要全面而不是片面地应用史料,要整体而不是碎片化地研究历史,要注意历史的整体趋势而不是细枝末节,要建立整体的历史体系,而防止碎片化地解构历史、曲解历史、虚无历史。

一、着眼历史主流而不是支流


有人说,二十四史都是假的,都是编造的。二十四史中,确实有些记载是失实的,但仍有相当一部分是真实的历史记录。比如:我研究明清中国和琉球的关系史,从明清时期中国、琉球、朝鲜、日本等方面的档案、家谱等各种史料记载中发现,《明史·琉球传》的记载,基本上是真实的、可以互相印证的,即使有错误,也不至于影响对历史大势的判断。二十四史对历史上很多大的关节点、大的趋势、大的走向基本上是真实的,那些编造的、浮夸的、错误的细枝末节,并没有、也不可能改变这些大的关节点、大的趋势和走向。

20世纪80年代公布的档案证明,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日期是1921年7月23日而不是7月1日,也就是说,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日是7月23日而不是7月1日。因而有些不明就里、抱有历史虚无主义观点的人就认为,中国共产党连出生日期都是假的,中共党史就更无真实可言。这几年,我在讲党史时,就用档案对此进行辨析。“一大”召开后,中共报送共产国际的“一大”文件被锁在档案柜里,中共领导人除瞿秋白外都没有看过;而中共留存的文件在1923年曾被法国巡捕搜去,“一大”文件应该也一同被搜去,以致“一大”的详细过程难以确知。早在1930年,中共领导人李立三就在报告中说,“一大”文件现在找不到了。抗战时期,为了纪念党的生日,当时的“一大”代表们都只回忆起“一大”是7月份开的,但记不清准确日期,因而中共中央就以7月的第一天作为象征性的党的诞生纪念日。新中国成立后,共产国际把中共代表团档案移交中共,整理档案时发现,其中有一件俄文档案,是中共向共产国际报告“一大”召开情况的,题为《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》,明确记载“一大”是7月23日开幕的。但在此时,7月1日被定为党的生日已经20余年,已被广泛传播和接受,没有必要更改。尽管现在史料证明中共“一大”确实是7月23日召开的,但最重要的是,在1921年7月,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实召开了,中国共产党确实成立了,这是一个真实存在的历史事件,至于是7月哪一天开的会、哪一天是党的诞生纪念日,固然也有重大意义,但是与中国共产党成立比较,其意义相对次要一些。所以,看历史,要善于看主流、看大节,并根据主流和大节去下结论。由于历史的原因,后人对历史细节的了解肯定会有出入、有不一致甚至互相矛盾处,如从后来“一大”代表们的回忆看,对细节的回忆很少有完全一致的。但这否定不了中国共产党成立这个历史主流和大节。我们绝不能因为党的生日与“一大”召开的实际日期有所出入而否定党的历史的真实和光荣。

我们并不否认,在中国共产党90余年的历史上,也存在过局部性、暂时性错误。但是,中国共产党从最初成立时仅拥有50多名党员的新生政党,发展到党员人数突破9000万的强大执政党,在与国内外反动势力的残酷斗争中存活并发展壮大起来,直至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、建立起人民当家做主的新中国;新中国成立后,在党的领导下,中国从一个一穷二白的国家,发展成为具有完整工业体系、经济总量达到世界第二的国家。与这些历史功绩相比,局部性、暂时性的错误,只是支流、部分和碎片,而党取得的一个个辉煌成就和光辉节点,才是主流和主体,是党的历史的整体和总体。如果用局部性、暂时性的错误,从整体上抹杀党、否定党、解构甚至抹黑党的历史,那就是片面的、错误的,是不符合基本事实和历史发展主要趋势的。

二、要看历史整体而不只看碎片

 


历史是整体的,由各个方面的人和事、各个地区和各个国家的人和事所组成。历史犹如一个瓷碗,而各种史料则犹如碗打碎以后的一堆碎片。后人只根据一个或几个碎片,是不能描述碗的全貌和原貌的,只有把全部碎片都缀合起来,才能还原碗的全貌。后人写历史和看历史,绝不能根据某一个碎片下结论。这就像“盲人摸象”的故事一样。历史是一头大象,写史和看史的人就像盲人,如果某人摸到大象的一条腿,就说大象是一根柱子,某人摸到大象的一只耳朵,就说大象是一把扇子,只会惹人耻笑。我们一定要牢记,历史是一个整体,时过境迁以后,历史会留下很多碎片,切忌根据一两个碎片就发议论、下结论,或者用小的、少数的碎片否定历史的整体甚至解构、歪曲历史。

比如,目前很多学者在进行相关研究时会使用蒋介石日记。如果仅根据日记去看待蒋介石,则蒋介石看起来会很“高尚”。因为日记的主观色彩本来就很浓,此外还不排除其记录日记时具有供后人观瞻、为自己树碑立传的意识。普通人记日记可能是写给自己看的,而蒋介石则不然,他知道自己的日记将来会流传后世,所以他决不会记载他曾下令对中央苏区实行杀光、烧光之类的罪恶行径;一些内心的反省,很可能是有意向后人证明自己很“高尚”。所以,如果依据蒋介石日记这个“碎片”去对蒋介石下结论,那效果一定不会比“盲人摸象”好多少。

比如抗日战争,既是包括中国共产党、国民党以及各党派、团体、阶层在内的全民族抗战,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。因此,抗日战争是一个超大的整体,现存的史料——文件、照片、录音、录像、日记、书信、报纸、杂志、图书等,它们的形成者包括很多国家的政府和个人。某一种史料,都只是一个碎片,不能完整地反映全貌。若只看国民党方面档案,中共在抗战中几乎没同日本人打过什么仗;实际上,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不仅发起过平型关战役、百团大战等著名战役,还进行过艰苦卓绝的反“扫荡”战役,敌后战场上几乎每天都在进行着各式各样的抗日活动。所以,仅依靠单方面史料,是无法看清整个抗战历史的。

因此,研究或看待历史,要有整体和全面的眼光,切忌根据单方面史料、碎片化史料去下结论,切忌用片面的观点、片面的史料去否定整体的历史,切忌用碎片化的史料、碎片化的研究、碎片化的历史观,去解构整体的历史和整体的历史观。

 

三、关注历史的内在联系, 

不要孤立地看历史

 

 

历史上的人和事,不是各自封闭、孤立的,而是互相联系、互相影响、互相渗透甚至是互相成就的,所以,要用互相联系的观点去研究和看待历史。要善于用互相联系的观点,去寻找互相联系的史料,去展现互相联系的历史。

比如中共对蒋介石的态度和策略,不是一成不变的,而是根据国内外局势和主要矛盾的变化进行相应调整。九一八事变爆发后,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,中共提出“反日反蒋”“抗日反蒋”“抗日讨蒋”,虽然对蒋介石仍然采取反对策略,但把“反日”置于“反蒋”之前。1935年华北事变发生后,蒋介石对日态度由软转硬,对中共态度由硬转软。从1936年起,中共开始提出“联蒋抗日”“请蒋出兵”“请蒋抗日”等口号。西安事变前几个月,蒋介石积极部署西北剿共,中共又提出“迫蒋抗日”“逼蒋抗日”方针。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及七七事变发生后,中共又转而提出“赞蒋抗日”“拥蒋抗日”等口号。1939年1月,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确定“溶共、防共、限共、反共”的方针后,中共又提出“促蒋反省”的口号。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后,中共从全民族抗战的大局出发,仍然没有提出“反蒋”口号,而是采取“抗日批蒋”的态度,只在政治上公开批评蒋,而没有在军事上采取对抗行动。第二次反共高潮结束后,中共又提出了“拉蒋抗日”的方针,一直坚持到抗战胜利。


可见,即使是互相对立的历史因素,也是互相联系、互有影响的,一定要联系起来看,才能看得更全面。

四、既要看到历史事件的原生作用, 

又要看到派生作用

 

 

历史事件的结果及其影响往往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,在原来预期的结果之外,又可能产生意想不到的其他结果;随着时间的推移,在原生作用之外,又派生或衍生出其他作用。比如,隋朝修建南北大运河,直接目的是方便军事运输,但随着横征暴敛的加剧,引发了农民大起义,导致江山易姓。大运河促进了南北人口、经济、文化等方面的大交流,促进了国家的统一和发展,特别是在一千多年之后,成为中国最伟大的人工工程之一、中华民族的标志性工程之一,并成功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。如果综合来看,大运河自开通以来,实际成为军事之河、政治之河、经济之河、文化之河、民生之河、生态之河,有着多方面的作用。所以,历史常常会同人开玩笑:发起者本意如此,但其结果却往往并非如此,或并不仅仅如此;在短时间内看,有些事物表现出消极的一面,但在长时段上看,它们又会发挥一定的积极作用。

总之,历史是复杂的,而非简单的;是辩证的,而非机械的;是立体的,而非平面的;是互相联系的,而非彼此孤立的;是互相影响的,而非各自封闭的;是全面的,而非片面的;是整体的,而非碎片的。人们写历史或看历史,都要具有整体的历史观或全面的历史观,而不要持有碎片的历史观或片面的历史观。不能只见树木不见森林。如果有人只承认房屋构件的存在,而否定房屋的存在,那他就是在用碎片解构历史。这样的人能不受到历史和世人的嘲笑吗?这样的人以历史学家自居,难道不可耻吗?这样的人竟然还能受到人们的追捧,能不让我们愤然吗?


(作者杨冬权系国家档案局原局长中央档案馆原馆长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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